《〈漳泉聖會報〉系列套書》說明

文/林建輝

《漳泉聖會報》（白話字：Chiang-choân Sèng-hōe Pò），後改名為《閩南聖會報》（白話字：Bân Lâm Sèng-hōe Pò，是自公元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即在廈門發行的報紙，其同時也是廈門歷史上發行較悠久的報紙之一，亦是以閩南白話字的寫作出版聞名。該報紙的創辦人，是美國歸正教公會牧師打馬字（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及其再婚的夫人打馬字瑪利亞（Mary Eliza Talmage (Vandevender)，1837~1912），其發行單位是閩南聖教書局，印刷是鼓浪嶼萃經堂。

1888年，美國歸正教公會駐廈牧師打馬字夫婦二人創辦《漳泉聖會報》，為讓無法學習漢字，無法閱讀的大眾獲得資訊，因此創刊時使用白話字出版，每月發行一期；1912年7月更名為《閩南聖會報》，改每月發行兩期。民國戰爭時期，因經費問題，常有間斷停刊。1938年以後因應時勢所需加刊官話漢文版^[1]，至1949年停刊，共歷時發行61年。其發行範圍，除在閩南地區廣泛發行外, 還遠銷台灣和東南亞各地。

《漳泉聖會報》刊載了當時國際與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通、民情風俗等消息。比如廈門最早的戒纏足運動，去毒禁鴉片運動，泉州最早的中學及盲人學校的設立，閩贛皖三省在上海設立「福建鐵路學堂」，華僑集資興建漳廈鐵路；俄國政變，愛爾蘭謀求自治，清末日俄戰爭與甲午中日戰爭的戰況，美西戰爭，1912年鐵達尼號出航沉船事件；李鴻章出使俄國與歐美，戊戌變法期間的帝后之爭，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捻匪亂，回亂，哥老會活動，清帝退位與中華民國成立，南北軍閥之爭，日本侵華戰爭等。

論《漳泉聖會報》早期為西人主導，其辦報風格，凡涉及本國政治軍事類的，均偏向於陳述，鮮少夾帶觀點評判。但中後期本地主體性得到強化，比如1938年的報紙呼籲人們在危險時期要保家衛國，指出當時的中國正走到最危險的時候，隨時有亡國滅族的悲慘，懇請人們將救國作為己任而奮鬥。如此與家國、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實屬難得。

可以說，在閩南歷史史料的貢獻度上，《漳泉聖會報》除記載地方教會史料，尚且兼載當時海內外新聞時事或言論，收錄了許多家庭金鑑、衛生、益智、教育等生活智慧雜作，也有翻譯小說等文學作品，其內容多元，猶如一本「小百科」。

《漳泉聖會報》創刊之地的廈門，自1842年辟為五口通商口岸後，成為中國東南對外貿易重要商埠。同時，廈門是閩南華僑出入境和僑匯集散口岸，是福建華僑經濟中心，也是福建金融商貿中心。通讀《聖會報》系列文篇，可知其語體基本框架是廈門話，應是為了行文統一之便，且廈門話兼具漳泉特徵，亦漳亦泉，相比之下較易為不同口音的人們所接受。不過，《聖會報》除了主要語體是廈門話以外，間或亦可見漳、泉、同安等各地口音穿插其間，例如「Hui-hōa-giâm」（飛瓦巖，南安）、「Mn̂g-kháu-tàiⁿ」（門口店，南安）、「Kio-bōng」（句望，古人名，晉江）、「Chûiⁿ-khiⁿ」（前坑，惠安）、「Lâm-sìn」（南勝，平和）、「Sió-khe」（小溪，平和）、「Chio̍h-bóe」（石尾，漳州）、「koan-sòe」（關稅，漳州）、「koàiⁿ-sì」（慣勢，同安）^[2]、「báng-tiùⁿ」（蠓帳，泉州）、「siok-sià」（宿舍，泉州）等等。推測其原因，供稿者莫不來自漳泉各地，甚至台灣、南洋，人們口音本有差異，儘管報社有專司勘校，轉換為廈門的口音，卻難免掛一漏萬，此類情形多見於人名與地名。

《聖會報》的文章是以閩南白話字行文，創刊迄今已有135年，今人想必對當時的廈門話是何面貌充滿好奇，想知道它與今天的閩南話相比有何異同。我們用了10年的時間，將手上僅有的18個年份的《聖會報》全盤數字化，經數理統計，得知全系列共計寫入詞次為853262條。該18個年份的《聖會報》並非連貫，前半部分從1888年~1914年，後半部分從1938年~1940年。前、後兩部分的語言風格、用語習慣有明顯地差別。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新文化運動始於1915年，其宣揚民主與科學，踐行白話運動（即文學革命）、反孔非儒思潮、整理國故、引進各種西方思想，傳播新思想，最後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這也解釋了為何《聖會報》前、後兩部分文風、用語存在明顯的差別。由於後半部分（1938~1940）語料太少，我們寧願選擇前半部分（1888~1914）作為研究對象，探討與今時閩南話的異同。前半部分（1888~1914）的聖會報，共計寫入詞次為806835條。這個詞庫量縱然龐大，但絕大部分仍然與當今閩南話一致，故僅從中篩選了部分有代表性的特徵詞加以分析。所謂特徵詞，要麼在當今的閩南話（含廈漳泉台）較少出現或幾乎聞所未聞，要麼古今不同義或不完全同義。比如，《聖會報》高頻詞「hit-tia̍p」（那時）、「nā-sī」（但是）、「khún-tio̍k」（迫害）、「sok-kim」（工資）、「it-hoat」（益發）、「pōe-biū」（背棄）等，當今完全聽不到了；又如「tôe-iân」（捐贈）、「m̄-sái」（不必）、「kín-mé」（趕緊）、「lō͘-thâu」（碼頭）、「kiūⁿ-peh-nì」（勉強為之）、「kè-chúi」（過水，意為溪流或海峽的對岸）也是越來越罕聞；再有一些詞的意思與今完全不同，如「tōa-chhia」（大車，義為輪機長）、「jī-chhiú」（二手，義為副手/助理）、「léng-chēng」（冷靜，義為冷清）、「khí-chûn」（起船，義為下船）、「kám-kek」（感激，義為激起）、「téng-hō」（等號，義為等級/種類）、「soaⁿ-téng」（山頂，義為陸地/岸上）等等。這樣的特徵詞篩出有1690條，從中也稍微能夠窺探自1913年以來100多年間閩南話的變化趨勢。

但其實，若把《聖會報》前半部分（1888~1914）拿來對比更早之前西方傳教士編著的廈門話工具書，如《翻譯英華廈腔語彙》（羅啻，1853）,《英華口才集》（馬約翰，1871）及《廈英大辭典》（杜嘉德，1873）等，發現它們的詞語階層相融度高，當可視為同一歷史層次的語言。這些詞很大部分見於《廈英典》，另有一部分雖未見於《廈英典》，但卻能在《增補廈英大辭典》（巴克禮，1923）或《台日大辭典》（小川尚義，1931~1932）找到；除此以外，仍然有一部分詞語未見於上述三部經典，頗具獨特性，尤為彌足珍貴。這些未見於三部經典的獨特詞，主要有三個來源，即文言轉化詞、外來詞以及本地再生詞。這也凸顯該語言在那個年代有著強勁的造詞能力。反觀當今的閩南話，舊有詞語不斷流失，新詞除了直譯普通話用語以外，本地話的語境下幾乎喪失造詞功能。

而《聖會報》後半部分（1938~1940）的詞𢑥，與《廈英典》所記的差別明顯，更多見於《增補廈英典》與《台日典》；也有一部分明顯與官話相同，顯然是源自官話用詞。這與民國以來官話的陸續普及，以及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有關。

不可否認，與《廈英大辭典》海量詞庫相比，《聖會報》的收詞顯然相形見絀得多。中國大陸學者李如龍、徐睿淵在比較這些清末廈門話工具書語料之後，發現150來年廈門話的音系（聲/韻母、聲調）與現今並無太大差別，變化較大的是詞彙，他說「一方面，（現在）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詞彙。另一方面，有一部分詞彙發生了變化，有的詞語退出日常使用範圍，成為歷史；有的詞彙經過精簡合併，原有說法或消失、或已淡忘；有的詞彙義項或增或減......」究其原因，他認為有四個方面，「一是舊制度的消亡與舊事物的消失，有些詞彙退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二是教育的普及使得人們認知深化、觀念改變；三是廈門話與外來方言或語言接觸引起的詞彙變化；四是不同時期語言政策及語言環境的影響。」

關於今、古不同歷史年代的語言層次對比，李、徐所持的觀點，大體而言是正確的，也是一種宏觀的概述。然而，細處看《聖會報》自身的語言風格，還有一些個性化的東西可以談談。一是《聖會報》寫入了相當數量的文言詞彙，比如「hêng-hêng-sù-chì」（橫行肆志）、「chhiòng-hêng」（縱橫）、「kàn-chèng」（諫諍）、「tak-khó͘」（鬥嘴）等等。這不難理解，因文言文長期作為古代中國的官方規範文體，官家、文人學士必學之，所以一些文言詞進入當時的閩南話成為可能，其中一部分被充分吸收並流傳至今，另有一些則被更迭淘汰。二是《聖會報》有些文篇語句組織帶有明顯「洋味」，顯得奇怪或另類，但也可能是受官話的影響，推測是一些洋人作者或審核人對閩南語語感的掌握還不夠全面，以致於會出現誤用閩南語詞彙的意義或用法的情形。比如

「taⁿ ǹg-bāng āu-koàn thang kóng Pi-lí Sian-siⁿ kap chiah-ê lâng ê tāi-chì khah siông-sè.」（當眏望後卷通講裨理先生佮遮个儂的事誌較詳細——現在希望後卷可以比較詳細來講述裨理先生和這些人的事蹟），

這句話裡頭的「較詳細」被倒置了，按照一般閩南語的表達習慣，應該是「當眏望後卷通較詳細講裨理先生佮遮个儂的事誌」；再如

「Ē-mn̂g ê Kó͘-lōng-sū lâng, ... hō͘ kàu-hōe siat-li̍p i tī Siōng-hái chòe bo̍k-su, taⁿ ū kè-óng...」（廈門的鼓浪嶼儂......予教會設立伊佇上海做牧師，當有過往——廈門鼓浪嶼人......教會設立他在上海當牧師，現在已過世）

這句話按本地白話應該是這樣表達比較順口，即「廈門鼓浪嶼儂......教會設立伊佇上海做牧師，當過往啊......」類似這樣的語句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料想這些作者可能只是注意到語義的陳述，而忽略了語法使用上的差異，因這語法在某種意義上要比詞彙意義更難掌握。

這裡要談到一個有趣的話題，就是當時人們對「閩南話」這門語言的稱呼。我們查閱《聖會報》的文篇，開始有稱為「漳泉的話」（1888.7）、「廈門的話」（1888.8）、「福建的話」（1888.12）、「廈門的腔口」（1892.11），直到1893年3月這期才出現「廈門話」這樣的比較正式的稱謂。這說明這個語言從來都缺乏一個權威的正式的稱謂。這與杜嘉德牧師在他的大作《廈英大辭典》（1873）自序中寫到的觀點是一致的——

「In like manner the language which for want of a better name we may call the Amoy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contains within itself several real dialects, especially those of Chang-chew, Chin-chew, Tung-an, and of Amoy itself.」（由於這門語言找不到更好的名稱，我們可以稱其為廈門白話或是廈門口語。在該語言內部就可以找到許多真正的方言，特別是漳州話、泉州話、同安話，以及廈門話本身。）（Douglas:1873, p.p. vii）

說到《聖會報》的文字，尤其早期清一色採用拉丁化的白話字，沒有漢字。採用閩南白話字書寫，所寫與用嘴巴講出來的無差別，真正意義上實現「我手寫我口」，這與清末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宣揚變法維新，開發民智，提倡白話文的主導思想不謀而合。

講到白話字，其最初在廈門正式推行是1850年，但它的濫觴可以追溯到1815年馬禮遜在馬六甲開辦的英華學院所擬定的漢語羅馬字方案。白話字起初是為了方便外國人學習廈門話而設計，後來逐漸用來教導不諳傳統漢文、漢字的本地文盲教徒，讓他們通過學習白話字而獲得相關知識，同時也可能幫助人們學習漢字。到《聖會報》發行的年代，白話字已然成為教徒或部分教外人士獲得知識、資訊，發表作品、意見和溝通思想的重要器具。不過，毋庸置疑，即便是杜嘉德本人，也清楚認識到漢字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他說「每位教士，以及每位被認為是學者的人，都必須學習漢字，因為這門土白或口語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不可能產生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文學」。

需要說明的是，《聖會報》收集頗為曲折，其中大部分是邱智偉先生提供的，另有小部分是由葉克豪先生提供的。由於年代久遠，這些資料是零星且不連貫的，缺頁缺角、字體不明是最為常見。雖有遺憾，但慶幸前半部分的完整性相對較好，感嘆經歷一百多年尚且能夠留傳下來，實屬難得。沒有什麼能比讓這些資料重見天日，重新恢复活力更有意義了。從2013年起，直到2023年止，我們完成了《聖會報》的全系列數字化（含白話字重新打字、轉寫成漢字），註解（含地名、人名、詞語等註釋），報紙語言風格變化分析等工作。每個字符都是依靠人工逐個輸入的，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漢字轉寫以及註解，其次是白話字重新打字，這兩部分的內容大約各有近千頁（A4紙）；加總所有資料，電子檔合計約有2100多頁，電腦記憶體約佔26MB的容量。

最後要強調一點，我們追溯《聖會報》，旨在挖掘那段曾經的歷史，為世人呈現一百多年前閩南話的語料，而並非為了鼓吹什麼「漢語漢字拉丁化」的論調。歷史不斷向前，社會在不斷進步，隨著漢字識字率的普及，不諳漢字的文盲早已大幅降低，把《聖會報》轉寫成漢字，不但賦予其新的活力，也必將讓更多人得以了解這段歷史。

二○二三年元月 寫於廈門